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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与发达国家的企业负债相比，这是中国实体企业的软肋所在。但自从金融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以后，金融的异化就开始发生了，一个突出表现是脱实向虚。
但要有效改善实体企业的高流动负债状况，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异化引致金融不断远离实体经济这个本源。四是在金融机构为数众多的格局下，一些金融机构每每争取全牌照经营，各种类金融机构纷纷卷入金融运作，实体企业通过各种路径（包括自营、委托投资等）也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市场操作。可供选择的举措还包括增加优先股的发行数额，放松对实体企业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的管制，鼓励股权投资基金向实体企业投资入股，扩展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等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进入专题： 系统性金融风险 。
第二，积极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同时，借助于银行信用机制，存贷款联动有着资金膨胀的功能，又引致了债务性资金的膨胀。这又如在古代的苏美人社会一样，货币的使用，不仅牵涉到市场交易者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权利以及财富占有问题，实际上又牵涉到如何征收国王王室、政府行政官僚、神庙神职人员和军队的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支出问题。
另外，从之后陆续发现的一些乌鲁克泥版中，也标明了最早的债务清单，其中记录着一个个人名，以及他们所欠神庙的大麦的数量。根据这些法律条文规定和文字记录，世界上的货币史学家均认为，银应该是4000年前苏美人社会的货币。如：若有人绑架了别人，应该入狱和支付15迈纳的银。虚拟银好比当今大行其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货币，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货币史》第16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1945年和1947年间，伊拉克文物局在巴格达附近的阿布哈尔迈勒丘所发现了两片楔形文字泥板，大约在1952年被考古专家解读出了是《埃什南纳法令》。由于今天我在国内还无法查到这一《埃什南纳法令》的英文或中文文本，所订的有关英文书籍还要月余才能到沪，我们还无法精确地知道银在这一《埃什南纳法令》中所规定与其他商品的比价（见《人类货币史》第15页），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在乌尔纳姆王朝与古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汉谟拉比王朝之间，银作为市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以及市场交易（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已经发展起来了。
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之子小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那里开始，货币被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银在苏美尔人那里并没有广泛流通，而是保存在神庙的金库中（《人类货币史》第15页）。当一个苏美人得到银后，会存放在或直接奉献给神庙。他认为，在几乎每个有记载的人类社会惯例中，均涉及货币的使用，而货币则是某种特定商品、价值计量符号（tokens as measures of value）以及经济交易中的交换媒介。
伊格尔顿和威廉姆斯根据在大英博物馆存放的一些早期的泥版史料也发现，在早期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社会中，却有了非常发达的借贷关系，并且神庙在借贷关系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位作者还举例道，现存最早的文字制品是5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社会用于记录粮食库存的泥版，因而他们认为，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的楔形文字（英语的cuneiform源于拉丁语）记录中，也可以看出货币在人类社会最早出现过的记录。在理解到底是货币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上，关键还在于认识货币的职能或功用。据一些二手资料可知，在《埃什南纳法令》中，曾规定1谢克尔的银相等于12塞拉（sila）的油、15塞拉的猪油、300塞拉的草木灰、600 塞拉的盐、600塞拉的大麦，等等。
当代经济学的大货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明星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却说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购买其他人的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版，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册，第202－206页）。到约公元前21世纪末，乌尔纳姆（Ur-Nammu）创建了乌尔第三王朝，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 实行中央集权统治， 国王集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于一身。
而在托宾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所撰写的条目中，他提出货币有三种职能，即（1）计账或计价单位。在市场交换和交易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货币的这四种职能常常是浑然一体的，但也无疑可以分离。
这实际上与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一样，实际上把货币的基本职能理解为交换媒介。从这一法令中，我们今天也知道，1谢克尔的银可以购买180谢克尔的铜或360谢克尔的羊毛。新进出版的《货币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ney，这本书被中信出版社翻译为《人类货币史》，英文版2016年由美国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译本由2017年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者戴维·欧芮尔和罗曼·克鲁帕提则把货币习惯上定义为为任何被普遍认可的、可充当交换媒介的一种东西。在这里的一大段评论中，很显然有两位现代作者的大量推测成分，但在古代苏美尔的神庙和王室其他地方储藏之外的银，才作为一种货币流通的支付和债务清偿手段，这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传统的经济学定义，可以视作为商品货币观。货币也可以用于价值贮藏或充当计量单位。
为了统治和管理社会的需要，乌尔纳姆国王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历史常常发生重复。
（第21页） 从这段文字记录中，我们已经看出在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那里，已经有了借贷关系，而白银是主要的偿债支付手段。有5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在浩渺无垠的宇宙演变史中，无疑只是一瞬间。
在打架斗殴中斩断了别人的一只脚，要赔10谢克尔的银。马克思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有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金属要从周边地区进口，很多金属被用于向国王、贵族和神庙交税，用于纳贡和被强取豪夺的不计其数。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和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可以和一切商品进行交换，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说：从表面上看货币是‘物，货币形式体现的是物与物的关系，但其背后隐藏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但后来几经折腾和演变，包括苏联的大规模的清洗和杀戮，到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与世界各国一样，还是相继走向了不同形式的有货币作为其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运作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货币史学家也是从货币的职能上来认识和定义货币的。
这就像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社农民还要以实物粮食的形式向政府交公粮，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粮食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一种准货币一样。这实际上牵涉到一系列货币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货币与市场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否货币与市场商品交换同时产生并同在？还是货币作为一种计价标准和支付手段，比市场交换出现的更早？这些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和传统的从物物交换中产生货币的货币自发生成观。
如果一个人把一块耕地出租给了另一个人，但另一个人却不耕种，使之成为了荒地，这个人应该按每阿库耕地支付3古尔的大麦作为罚金。这些陶筹、泥版和椎体上的楔形文字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到4000多年间的苏美尔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神庙之间，乃至城与城之间，不但有借贷关系，租赁关系，还有复杂的复利利息计算。
根据这些远古的陶筹和泥版上文字契约和法律条文的记载，欧瑞尔和克鲁帕提认为：苏美尔的[社会]体制既不依赖物物交换，也不依赖广泛流通的铸币，相反，最好将其形容为一种以复杂的债务网络为基础、以类似临时凭证的虚拟货币（谢克尔）为表现形式的体制……楔形文字以可交易的形式表达这种债务，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实物（？）货币，但在更严格意义上，虚拟银才是真正的货币。到这时候，银作为一种早期的货币的基本职能今天已经基本上健全了（参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第1、第2章。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为目前文字所能记载的人类社会的货币起源。譬如，到了20世纪出，曾在苏联出现了最初旨在要消灭货币、消灭商品和市场交易的一种计划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乌尔纳姆法典》所规定的淹了别人的土地要用一定的大麦做赔偿，一个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了出去而承租者不耕种而变成了荒地，他要交一定量的大麦作为罚金，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大麦就是一种准货币。尽管在苏美尔人社会中，银即是债务清偿手段，也是支付手段，更有价值贮藏的功能，但是，银在苏美尔那里并没有广泛流通，而是被小心地被存在神庙的金库中，而只是作为一种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
经济学家们对货币职能的三种或五种理解，显然有差异，当然也有重合。因为，从现有挖掘出来的陶筹和泥版中，我们还看不出人们用大麦做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历史证据。
譬如，这部法典第28条规定，如用一个人用水淹没了另一个人的耕地，他应该以每阿库（iku， 根据现在的研究为0.3公顷）耕地支付3古尔（kur，根据现在的研究为300公升）的大麦来赔偿。这也为货币的债务起源说提供了一种作证。
根据这两个条款，也有货币史学家认为大麦也是早期苏美尔社会中的货币。然而，对货币的职能，经济学家们也有不同的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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